宋学大讲堂丨欢然：宋词中的七种“韵”

宋词之韵，就其根本而言，实为宋人之韵。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丰富性、复杂性，是宋词之韵的根基。宋代士大夫群体往往融政治、学术、文化精英为一体。但这种宏大的判断和视角，却往往容易忽略微观上的丰富性。

相对于朝堂之上士大夫的政治化的一面，宋词提供了其生活化的另一侧面；相对于诗文中的士大夫言志抒怀的严肃，宋词提供了其娱乐化的轻松；相对于士大夫雅化的审美倾向，宋词提供了迎合流行性的通俗；而随着词的定位与功能属性的变化，女性的自我表达与性别立场、英雄失志之悲的深层原因等等，均可于词中见之。由词以窥人，或许能知心而传心。

宋词鉴赏辞典，夏承焘著，上海辞书出版社。

1.政治精英的生活情韵

宋代的士大夫精英中，名臣名宦极多，在宋代历史和思想史上均有其重要地位。当我们读到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诸人的立身行事，不能不被他们的政事、学问所感染，而生出由衷的敬佩。但是，我们也仍然会追问，他们这些精英是否只有那些令人敬佩的一面，有没有更加生活化的一面？我们这里举一首司马光的《西江月》词：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司马光

宋赵德麟《侯鲭录》卷八谓：“司马文正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谑语……有长短句云：宝髻匆匆梳就……风味极不浅。”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谓：“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

清邓廷祯《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司马温公《西江月》……极艳冶之致。或谓决非公作……抑知靖节《闲情》，何伤盛德。同时范文正、韩忠献均有丽词，安知不别有寄托。”清陈廷焯《词坛丛话》：“司马温公词，有‘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之句……数公勋德才望，昭昭千古，而所作小词，非不尽态极妍，然不涉秽语。”

电视剧中的司马光，《清平乐》剧照。

清人为古人解释，反不如宋人说得明白。司马光此词不过就是一种闲情或艳情的公共化表达，它可以是非个人的代言体，但也同样可以是个人生活的折射。司马光在政坛上的政治面相，与这种生活面相是可以并存的，并不冲突。所谓“每有谑语”“正人端士”的“艳丽之词”，反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宋代政治精英的生活情韵。

2.文坛盟主的娱乐风韵

北宋时代，词与诗文的地位截然不同。诗文的言志抒怀传统深植于文人的创作习惯中，而“小词”不过是吟风弄月、逢场作戏之作，词中的柔情艳意并不一定需要词的作者为其负责，在词的实际传播过程，词的演唱者远比词的作者更为重要。因此，在诗文中一位严肃的作者，在词中完全可以是“放荡”的，因为词的指向是娱乐。

欧阳修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主盟者之一，在诗文领域具有转移风气的贡献，而在词的创作上，却多绮怀之作。如其《踏莎行》和《生查子》二词：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生查子》）

电视剧中的欧阳修，《清平乐》剧照。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六一词》提要谓：“其间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南宋曾慥《乐府雅词序》谓：“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宋蔡绦《西清诗话》：“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煇伪作。”这一问题，夏承焘先生《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中已有辨正。

《直斋书录解题》，宋陈振孙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讲得最为平实：“杜子美流离兵革中，其咏内子云：‘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欧阳文忠、范文正，矫饰风节，而欧公词云：‘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情之所钟，虽贤者不能免，岂少年所作耶。”其实，也不用为欧阳修辩护说是“少年所作”，宋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本来就是多元化的，推动北宋诗文革新的是欧阳修，诗酒风流之词中的也是欧阳修。

3.浪子词人的风怀雅韵

北宋词人柳永向来被称为风流浪子，其词多为歌妓所作的风月之作，故往往招致俚俗之讥评。宋人多言柳永词近俗，或谓“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李清照《词论》），或谓“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或谓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他们虽承认柳永词艺术技巧上高妙，但对其浅近俚俗的词格颇有异辞。

柳永的《乐章集》，中华书局。

实际上，柳词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范，是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在艺术领域的反映。作为与高雅的文人词相对的一极，它是构成宋词之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柳词并非一味浅俗，他的许多名作具备雅韵。如其《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这是柳词中抒写羁旅情怀的一篇名作。通篇贯穿着一个“望”字。在深秋萧瑟寥廓的景象中，表现久滞异地的游子之怀，苍茫浑厚，意境高远。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七中载苏轼的话：“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何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能使得鄙薄柳词的苏轼也不禁叹赏，可见这三句的艺术魅力。

此词在语言上，既有“霜风”三句这样极为雅化的句子，也有“想佳人、妆楼颙望”这样的俗语，虽然有后人认为“佳人妆楼四字连用，俗极，亦不检点之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实际上，雅俗并陈而能俗不伤雅、雅不避俗，是柳永词的特色，也正是柳词之所长。

4.文人典范的人格神韵

苏轼是宋代士大夫中具有典范意义的文人。苏轼的人生及其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入世与出世相结合的姿态，在浊世红尘中保持心灵纯净的方式，在无可避免的缺憾与痛苦面前保有人格尊严与人性伟大的能力。

苏轼。北宋画家李公麟作品。

宋代的士大夫精英出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往往都很深地介入现实政治，但同时又始终试图保持作为文人的一份本真。这两者有时能和平相处地协调，有时也不免纠缠和矛盾。

苏轼一生卷入政治，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深陷北宋新旧党争的漩涡。苏轼幼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表里如一的精神。

在担任地方官期间，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经历多年宦海风波的苏轼，也清楚看到了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试图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能以一种超旷达观的心态来对待，将世间变化视作万物流转的自然。正如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所写：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电视剧中的苏轼，《清平乐》剧照。

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心灵境界，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这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他的人生与心理变化在宋代士大夫中是有代表性的。而这种人格神韵实际上在他密州所作的《水调歌头》词中就已展现出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把酒问天，今夕何年，是对永恒存在的向往；在这永恒存在的对映下，月的阴晴圆缺、人的悲欢离合是不可避免的变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须自怨自艾。

此词丰富的精神内蕴意味着苏词对酒宴歌席随意而作的一种突破，更意味着词从此也可以成为文人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心态的韵味所表达。

5.女性文人的闺阁豪韵

谈到李清照，我们都知道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女性文学家，但是她的词作中的精神世界实际上超越了性别标签，而表现出闺阁之外的奇情壮采、风流倜傥乃至士大夫的气质与韵味。如其《渔家傲》词：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此词在高雅的林下风范之余，展现出雄奇阔大的精神气质。词以记梦为外壳，抒发自己的志向。起句便展现出壮美瑰丽的海天相接处，灿烂的星河与海上帆船共舞的场面，壮美瑰丽的场面中有活跃的气息。

下片更富于奇情壮采，接着写与天帝的对答，衔接毫无停顿感。“我报长路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化用了屈原《离骚》的句意，将自己向上争胜的意志和现实感慨统一起来。最后这种不能平静、汹涌澎湃的思绪，化作《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驾九万里长风，高飞到传说中的神山中去。

这首词音调豪迈，风格尤为矫拔，气质上充满了外拓的追求，自然不同一般的游仙之作，故被梁启超评为“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清代沈曾植《菌阁琐谈》所评最为精彩：“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之苏、辛，非秦、柳也。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则兼山谷。篇章惜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才锋太露，被谤殆亦因此。”

6.英雄失路的悲情壮韵

词至南宋，其文学功能逐渐提升，词在不少士大夫笔下成为与诗文并列的抒情形式。这在辛弃疾、陈亮等人的词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为探究士大夫的文学表达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更精确的切入点。

词至南宋，面对山河沦丧和民族危亡的局势，不少词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色彩。他们的词中充满了对恢复失地的热切渴望、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对苟和政策的不满、对壮志难酬的悲愤书写。如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彊对。

南宋陈亮的《陈亮集》，邓广铭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春，陈亮至建康、京口一带考察形势，准备再次上书陈述北伐的主张和策略。词即作于此时，主题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词中借古论今，痛斥满足于偏安江左的懦弱政策，希望凭借地利形胜，长驱北伐，以中流击楫的气度与决心，收复中原，直捣黄龙。全词议论风发，气势悍厉，以高见卓识注入词中，这就是所谓“平生经济之怀”的体现。又如辛弃疾的名作《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醉里挑灯看见，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词是辛弃疾在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任上寄给陈亮的一篇作品。词人用“醉里”“梦回”将思绪带回征战时期，回忆壮岁从戎的往事，描绘豪气干云、热血沸腾的沙场生涯，而尾句“可怜白发生”一句陡转，猛然跌落，折射出壮志难酬的悲哀。这种无限的感慨，却是志士之悲，是充满了政治激情与个人豪情的英雄之悲，是“虎虎有生气”的。

这类作品当然是辛弃疾处于南宋国势危亡之际的最富有男儿英雄气概的豪壮之音与英雄失路之悲的结合体。正是这样的词作，让我们能更进一步地去探究辛弃疾屡受弹劾与其个人行事特点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复杂政治因素。

辛弃疾的手迹。

辛弃疾南渡以后，虽立得重用，历任方面大员，但又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投闲置散，最终未能实现其个人的伟大抱负。其遭受弹劾的缘由并非极力主战，焦点却是其所谓“好杀人”“好财货”“好色”诸点，这其中当然有诬毁的可能，但考虑到弹劾辛弃疾的多为贤人君子和主战派，则不能不让人去思考这些批评的实际事实。

宋代以仁厚治天下的政治传统、“学做圣人”的文化传统都与辛弃疾立身行事的风格有冲突，而南宋君臣“用其人不问其志”的做法，正深刻地折射出宋代政治的复杂性问题。这不是辛弃疾一人的悲哀，是南宋一朝的悲哀。这种悲哀与痛苦才是辛弃疾词中悲情壮韵的底色。

7.逸怀雅士的高标清韵

南宋时代的审美风气与北宋有很大的不同。崇雅复雅成为一时的趋向。

以花卉为例，唐人重牡丹，北宋时，牡丹、芍药、海棠都多有文人题咏。但南宋文人几乎是群体性地转向对梅花的偏爱，以梅为字号者、为书斋名者不计其数，诗则有刘克庄的《梅花百咏》，词集则有黄大舆所编《梅苑》，另还有范成大《梅谱》这类谱录之书。宋人的咏梅之作的数量远超前代，而南宋又重于北宋。这就是因为南宋文人在梅花这类花卉上寄寓了文人化、雅化的情感。

又如燕乐在唐五代及北宋，多以琵琶曲为主，至南宋笛曲大量增多，这也是因为南宋文人心目中笛这种乐器似乎比缠绵的琵琶更为清雅。南宋中期开始，江湖文人兴起，这些文人奔走江湖，以诗词四处干谒，在这个过程中，风雅就往往成为江湖文人的标签化的符号，甚至成为精神上自我肯定的支柱。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塑造了南宋词坛以姜夔为代表的雅词清韵。